【文/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铭基】
一、《汉书》乃难读之书
《汉书》自书成以后，诚为难读，如无专人传授，不能明白。《后汉书‧班昭传》云：“时《汉书》始出，多未能通者，同郡马融伏于阁下，从昭受读。”
班彪、班固父子共撰《汉书》，固妹班昭“博学高才”，续写未完之部。马融“博通经籍”，“才高博洽，为世通儒”，学问渊懿，著作丰硕；然其读《汉书》仍只能跟从班昭受读，则《汉书》之难读亦可见一斑。
《汉书》虽为难读，然自书成以后，甚受欢迎，《后汉书・班固传》云﹕“当世甚重其书，学者莫不讽诵焉。”时人喜读《汉书》，却不易通读，必待师传然后方明。王先谦指出《汉书》“义蕴宏深，通贯匪易”，刘知几《史通・古今正史》以其《汉书》之“专门受业”，“与《五经》相亚”。《三国志》有《汉书》师法之记载，其文如下：
权欲登读《汉书》，习知近代之事，以张昭有师法，重烦劳之，乃令休从昭受读，还以授登。
孙权为江东霸主，因欲时为太子之孙登习知近代治乱兴衰之事，乃使其学习《汉书》。在东吴大臣之中，张昭好学而博览群书，孙权遂欲使太子孙登随张昭习读《汉书》。张昭少子休为孙登僚友，便将《汉书》教授孙登。据裴松之注引《吴书》，谓张休“进授，指摘文义，分别事物，并有章条”，大抵即为张休授予孙登之读《汉书》法。
明代代表的《汉书》刊本之一，凌稚隆《汉书评林》
《汉书》之难读，并非文字释义上之困难。唐人颜师古注释《汉书》，每多指出《汉书》某字即为古字，明代凌稚隆《汉书评林》卷首有“《汉书评林》字例”，其中载有若干古字。
此外，相较《史记》而言，《汉书》时代虽后，却用上更多古字，刘知几《史通》以为史书每多“勇效昔言”之作，班固撰史自不例外，书中多用古字，文风渊懿。但是，文字之难，绝非《汉书》难读之因由。《汉书》难读之处，自当超出文字以外，乃涉乎全书撰史之精神。
二、《汉书》在六朝之传授
《汉书》无人教授，不可通读，义蕴宏深，难以明白。《汉书》注释者众，自汉代起已经出现专门传授的情况。如上文所引，马融已从班昭受读；延笃为后汉桓帝时人，本传言其“从马融受业，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”，陈直据今《汉书・天文志》昭帝部分颜注所引延笃注解，以为“延笃所注，别有《汉书音义》”。实为最早注释《汉书》之人。
本传又谓“笃论解经传，多所驳正，后儒服虔等以为折中”，可见服虔尝参考延笃著述。准此，《汉书》在汉代之师承可得一脉落：“班昭马融延笃服虔”。这是有师传授的明证。
及至两晋，左思亦《汉书》名家，据本传所载，“秘书监贾谧请讲《汉书》，谧诛，退居宜春里，专意典籍”。
意谓当时贾谧尝请左思讲授《汉书》，惜因贾谧被诛，事遂不成。又，石勒乃后赵之开国君主，其人“雅好文学”，亦使人专门讲授《汉书》，及至读郦食其、留侯张良事而有所感，事见《晋书・石勒载记》。又刘宣乃十六国时前赵之开国功臣，其人好学深思，师事孙炎，读《两汉书》，虽未言其《汉书》师承，亦必所学有自，事见《晋书．刘宣载记》。
又，《晋书‧刘殷传》谓刘殷“有七子，五子各授一经，一子授《太史公》，一子授《汉书》”，据此可见刘殷以《史》《汉》与五经并论，地位与经书相同，必待传授然后方明。
在南北朝时期，南北两地皆有传授《汉书》。《南史・臧严传》谓臧严能讽诵《汉书》，则必学有所承。又〈陆云公传〉言其“九岁读《汉书》，略能记忆”，亦必师承有自。《北史・崔宏传》云：“帝曾引宏讲论《汉书》 ，至娄敬说汉祖，欲以鲁元公主妻匈奴，善之，嗟叹者良久。”
崔宏尝任北魏道武帝之吏部尚书，道武帝尝邀崔宏讲论《汉书》，则崔氏亦为深于《汉书》者也。且其子崔浩，撰有《汉纪音义》，乃唐代颜师古所征引前代《汉书》注解之一；崔浩之《汉书》学，盖亦受于其父崔宏。《李密传》谓李密“师事国子助教包恺，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”。
《包恺传》谓包恺“从王仲通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，尤称精究。大业中，为国子助教。于时《汉书》学者以萧、包二人为宗匠，聚徒教授者数千人”。准此，可见《汉书》在北方有“王仲通包恺李密”之传授过程。
至于隋代，《汉书》之学更是大盛。《隋书》载杨汪“受《汉书》于刘臻”，阎毗“受《汉书》于萧该”。刘臻当时号为“汉圣”，以《汉书》名家；萧该则是《汉书》学之宗匠，聚徒教授数千人。可知唐代以前，《汉书》之流传仿如经籍，必须师法授受。
清人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以为六朝至唐初有三大显学，一曰三礼，二曰《汉书》，三曰《文选》，其论《汉书》云：
次则《汉书》之学，亦唐初人所竞尚。⋯⋯当时《汉书》之学大行，又有刘伯庄撰《汉书音义》二十卷。秦景通与弟暐皆精《汉书》，号大秦君、小秦君。当时治《汉书》者，非其指授以为无法。⋯⋯此又唐人之究心《汉书》，各禀承旧说，不敢以意为穿凿者也。
据其说，此时以三礼、《汉书》、《文选》为三大显学，遍及经部、史部、集部，而《史记》不在其中。赵氏所论，概括六朝、唐初《汉书》之注释与地位，足以参考。
三、《史》《汉》对读
历代论及《史》《汉》异同者甚众，晋人张辅云：“迁之著述，辞约而事举，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；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，烦省不同，不如迁一也。 ”此以字数多寡论二书之优劣，虽未足取，却属对读二书之先声。
《史记》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
其实，《汉书》百篇，袭取《史记》者计有六十一篇，取之而逐字逐句排比对读，则可见二书之异同。《汉书》袭用《史记》，无可疑议，惟其中有几项尤堪注意，可发前人之未见。